来源：山石观市(ID：cssstock)作者：曹山石今天上海证券报，8版头条刊发了篇专栏文章《央行有捍卫人类价值观的天然责任》，署名作者是大房鸭公司董事长周洛华。在文章里，他说：这些年来，从股市到楼市，我见过的泡沫，每次都不一样，但泡沫中的人都一样。我记得好像是利伯曼的书，研究英国光荣革命之后300年的社会各阶层的变化。他宣称，英国社会是通过将中产阶级不断贫困化来提高国家整体素质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中产阶级通过自身努力来到了社会中间层，他们踌躇满志，对自己的能力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然后这种乐观情绪就像一股洪流把他们裹挟着推送到一个新的属于他们时代的泡沫中去，泡沫破灭后，他们又回到社会底层，与之伴随的就是英国底层社会的民众普遍都受过良好教育，接受主流的核心价值观，英国因而实现了国家的整体进步。周洛华的话，并非故作惊悚之词。他过去曾分别担任过：上海宝山区发改委副主任，国泰君安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并购部副总经理，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发人深思，推荐阅读，就当呓语也好，寓言也罢。全文如下：央行有捍卫人类价值观的天然责任泡沫破灭后之所以可怕，并非因为资产价格暴跌，绝大多数情况下，资产价格都有对冲工具，真正可怕的是人的幻灭感。一个年轻人辛辛苦苦为之奋斗的事，突然发现那只是一场泡沫、幻觉，他会很长时间恢复不过来：他的价值观垮了。身处在房地产业第一线，让我有机会近距离看待那些最近急着买房的年轻人。他们充满朝气，为来到这个伟大的城市而兴奋，对自己的前途和房价走势都感到乐观。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时，签下这么大的合同并承担这么多贷款，一定要深思熟虑。但他们已没有了我们身上的迂腐和懦弱，他们真是乐观奔放，一往无前。他们身上没有忧伤，悲痛和焦虑，如果说有的话，只是担心借的钱还不够多，还没把银行政策用足，仿佛没有背满负债额度就是虚度青春一样。这些年来，从股市到楼市，我见过的泡沫，每次都不一样，但泡沫中的人都一样。我记得好像是利伯曼的书，研究英国光荣革命之后300年的社会各阶层的变化。他宣称，英国社会是通过将中产阶级不断贫困化来提高国家整体素质的：一次又一次，英国中产阶级通过自身努力来到了社会中间层，他们踌躇满志，对自己的能力和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然后这种乐观情绪就像一股洪流把他们裹挟着推送到一个新的属于他们时代的泡沫中去，泡沫破灭后，他们又回到社会底层，与之伴随的就是英国底层社会的民众普遍都受过良好教育，接受主流的核心价值观，英国因而实现了国家的整体进步。 解析房价上涨的原因，各方总是争论不休。而每当有人指责央行投放货币过多导致房价上涨过快时，就会有主流经济学家用翔实的数据、严谨的逻辑和深刻的理论来论证房价上涨与央行货币政策无关。我不想参与这类争论，今天就说说另外一个平行的命题：央行货币政策是否会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乃至价值观的建立？看来我的主要注意力应放在哲学上，而不是金融学。维特根斯坦说过，语言的一致性源于生活形式的一致性，人类共同的生活形式为语言提供了理解的参照系。“价值”和“价值观”在汉语中只差一个字，而在英语中则是同一个词，Value。我在想，是否最初这两个概念具有同样的应用场景，以至于人类会使用同一个词？我进而猜想，央行可能既没有捍卫资产价格的责任，也没有捍卫汇率稳定的义务，但应有捍卫人类价值观的天然责任。我编过一个老掉牙的故事，卖冰棍的小女孩，大热天你买冰棍时，小女孩为促成交易，答应给你买一送一，我把这根送你的冰棍看成国债利息。如果天气炎热（相当于通胀严重），为补偿你承担的回家途中冰棍融化的风险（利息相当于给投资人该货币贬值的风险补偿），不得不多送你一根。而到了冬天（相当于通货紧缩），根本不会有人多送你冰棍。我认为，世上根本没有时间价值，只有风险补偿。好了，核心问题是风险。我们来看看世界各国的央行是如何通过人为操纵风险进而影响人类价值观的。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不仅美联储主席开直升机去华尔街撒钱，他们更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改造气候预期。美联储不仅投放了货币，购买国债，压低利率，还通过公开市场操作（两次扭转操作，twist operation）降低国债利率的波动率。这就相当于美联储这台造雪车不仅把气温降得很低，还成功地在人们心中建立了“气温将长期保持低位”的预期。这就影响和改变了人的价值观，进而影响了人的主观活动和判断。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并没有扩得很大，考虑到美国经济的体量，耶伦和前任都没有印太多的货币，不能认为他们用印钞票的办法把美国股票炒高了。这个机制其实是这样的：美联储通过改变人的预期和观念，使人们相信天气将长期寒冷，利率将长期低位，因此，可以御寒的蓝筹股股票就像鸭绒大衣一样抢手了。至于这样做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诸位如果实在对这个问题好奇的话，应该去请教国内的经济学家。我国央行有没有通过改变人的预期进而影响社会价值观呢？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我感觉20年前，人们只要有一份体面工作就感觉有保障；10年前，只要银行有一大笔存款就感觉安全；今天，要有好几套房子才会有安全感。衡量家庭财富的主要参照系不是央行发行的货币，而是房产证。过去14年，绝大多数月份的CPI同比一年前的涨幅都超过当时一年期存款利率，对此，相信每个人的感觉都是非常敏锐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目前采取“负利率”政策，其实只是让名义利率变成负数，而他们的通胀率CPI其实早就是负数了，而你把两个负数相减的话，这些国家的货币政策其实是微弱的正利率。一个国家长期执行负利率，结果会是什么呢？你存在银行的钱的购买力会越来越弱，而你购买实物资产的话，你的资产会越来越高，尽管我国的按揭贷款利率比外国高，但是，我国央行在提高利率的同时，也消除了做多房地产的风险，因为恐怕没有人会怀疑银行存款利率跑输房地产价格涨幅。而一项资产价格下跌的风险一旦被人为消除，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于是，整整一代年轻人都在其生存的金融环境的教育下，都深信人民币购买力不如房子稳健；人民币贷款越多越划算；一线城市的楼价只会涨，不会跌。于是，我就看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我小时候的社会风气还是勤俭节约，量入为出，这种价值观可能和我国长期物资匮乏有关。随着我国加入WTO，人民币加入SDR，新时代的价值观已在年轻一代中树立起来，并深入人心。为一代人建立一种新的价值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不要轻易去毁灭它、改变它，我相信我国央行有能力继续保持我国货币政策的稳定。泡沫破灭后之所以可怕，并非因为资产价格暴跌，绝大多数情况下，资产价格都有对冲工具，真正可怕的是人的幻灭感。一个年轻人辛辛苦苦为之奋斗的事，突然发现那只是一场泡沫、幻觉，他会很长时间恢复不过来：不仅是他做多的资产价值垮了，更重要的是，他的价值观垮了。延伸阅读：中国的中产阶层竟是全球最焦虑的人！怎么办？作者｜朱小兰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无疑，中国面临一个艰难的坎儿了——2014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评论员文章，首度提出要“适应中国经济增长从高速到中高速的转换”，即全面进入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面对“三期叠加”的挑战，国际方面的声音是：中国首先要做的是设法让占总人口40%的中产阶级更加富裕，他们是中国消费的真正驱动者（《彭博商业周刊》）；中国应该从自己的中产阶层抓起，避免“中等收入陷阱”（IMF驻华首席代表席睿德）。《求是》杂志也有相关论述：“相对于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处于社会中间阶层，在经济条件、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方面对社会的满意度较高，求稳定求安宁是中等收入群体普遍的共识。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会大大缓和社会矛盾，为改革和发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著名经济学家贾康指出，让经济保持持续较高增长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办法。而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我们要问的是：既然中产阶级被认为是能够真正拉动消费的力量，那为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敢或不能消费？也许，中国的中产阶级真的太焦虑了。01拿什么抵抗房价涨涨涨？全球咨询行业鼻祖合益集团（Hay Group）近日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称，过去八年时间内，中国的真实工资增长幅度达到了10.6%，名列全球第一，但是，这八年间，中国房价的增长幅度，远远地超过了这个数字。一个年轻人一年的工资加起来不够买北上广的一个小厕所，这是铁的事实。晚几个月买房，就相当于直接损失掉百万资产。抢抢抢——涨涨涨——限限限！在未理顺机制的情况下，“炒房团”拉动了投机潮，民众又形成“羊群效应”式的抢房潮，导致近些年我国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价格一路“高”歌，难以遏止，这已无法由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来解释，更多体现了“动物精神”和“羊群效应”支配下纷纷做出的非理性选择。房地产业多年来“非理性繁荣”，中国中产的精神面貌和价值观更屡遭诟病，根本无法将其视作国家经济发展的“脊梁与支柱”。看看这身边的怪诞现象——假离婚吧！从9月30日到10月8日，横跨整个“国庆黄金周”，先后有21个城市密集出台房地产调控新规！南京、深圳等城市在此次国庆限购令中更是直接针对假离婚进行了官方“回击”，让人想起美国著名黑色幽默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的那句名言：“我不知道月亮上是不是住着人，如果有，他们一定把地球当作他们的疯人院。” 人不为人，即使财富走向“中产”，而又何来中产的尊严？02安全焦虑症是富贵病？细数当下中国中产的安全焦虑症，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环境安全焦虑，雾霾连篇的日子不好过，“同呼吸，共命运”，是一种逃无可逃的焦虑；资本安全焦虑，会不会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财富的隐形缩水？多年努力工作才获得的积蓄，害怕资产遭遇大环境的崩塌，害怕泡沫的破灭、财富的贬值；制度安全焦虑，即对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的焦虑——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完善的机制可能还需要多年及几代人的不懈奋斗，所以他们焦虑在当下；心理安全焦虑，天津滨海爆炸事故、雷洋事件等，让一众中产阶层从繁忙生活中惊醒，担心下一个无端受伤的会不会是自己。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虽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心中的理想居所，但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世俗精神，几乎都是奉“入世”哲学为圭臬。这种理念尤其体现在中产阶层身上：期待被社会认可、注重对下一代的教育。他们期待在完善了如上所述的各种社会保障、彻底消除焦虑之后，去真正地享受有钱有闲、无所惧怕、一身轻松的好生活。03拒绝回到“故乡”的焦虑2016年春节前后，朋友圈及互联网上出现一大批由农村出身知识分子和媒体人撰写的回乡笔记或随笔。如《失落的乡村：一位大学教授的乡村笔记》、《一位80后干部的回乡随笔》等等，还有那个曾在一时之间引起全民公愤的著名假帖《上海女孩跟男友回农村过年，见第一顿饭后想分手》。为什么这些文章的创作、传播以及讨论，都能集中在春节期间发酵呢？中产，尤其是通过教育以及个人奋斗拼出来的中国新中产们，他们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是怎样艰辛积累财富、解放思想打拼起来的，于是就更加坚定地了解自身不希望回到过去的决心，也就是说，他们一定要为自己、为自己的后代捍卫住留在这一阶层的资本。而对“故乡”的反思，又何尝不是他们对于自身时时刻刻、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警示呢？正因为这些现实的焦虑，中产驱动消费的力量显得并不充足。在前不久刚刚召开的G20工商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答外国记者问时特意指出，外界关于中国经济走向存有三个疑问：中国经济能否实现持续稳定增长？中国能否把改革开放推进下去？以及，中国能否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产之殇将是国家之殇。那么，如何解除中产阶级的焦虑和顾虑？著名经济学家贾康和苏京春博士在《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出了四条建议。1、 唯制度变革能破解困局在《引领“新常态”和跨越“陷阱”之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章中，贾康和苏京春为当下中国中产的每一种“安全焦虑症”都找到了对应的良策。首先，“现代国家治理”从制度变革角度，立在解决最深层次的关于制度安全的焦虑；而“现代市场体系”和“现代财政制度”配套在一起，试图从根源上挤出泡沫、抑制房价、发展实体经济、增加收入、拉动内需，稳固整个中产阶级。“现代政治文明”，正是要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建设法治社会，无疑对症了当下中产的心理安全焦虑；“现代发展理念”则对症如雾霾代表的环境安全焦虑。方法已经有了，剩下的要做的就是践行了。上到中央的部署，下到地方的落实，环环相扣，方能走上健康发展之路，而这其中能预见到将会发生各种复杂的情境，以及波折。“壮士断腕”，就是这样一种决心。2、 加强消费供给破解焦虑之后，接下来要紧的则是重新找到拉动经济增长的新的突破口，即动力源。《中国的坎》一书中指出：“关于经济增长动力的全图景，首先应该肯定需求的原生意义，人活着就会有需求，有需求才有各种各样被激活的动机和满足需求的创业、创新活动。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创业、创新活动的动力实已传到、转移到供给侧，供给是需求元动力（第一推动力）之后由响应而生成的最重要的“发动机”与增长引擎。从更综合、更本质的层面上讲，经济发展的停滞其实不是需求不足，而是由供给（包括生产要素供给和制度供给）不足所引起。”也就是说——“‘三驾马车’所强调的消费、投资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别认知，只有联通至消费供给、投资供给和出口供给，才有可能对应地成为各自需求的满足状态。”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如何能够在接下来彻底调动和释放中国中产的消费需求潜力，其方法正在于要加强“消费供给”：仅从需求侧看消费，带有过强的静态特征，这与现实产品市场中产品更新日新月异大相径庭，许多新消费动力的产生并非因为消费需求发生了变化，而恰恰是对消费的供给发生了变化。增长动力需在供给侧实现。从供给侧创新，改变产品市场的数量、机制、构造和联系，也改变需求的种类、范围、激励和方式，才是形成经济增长和繁荣的动力，让中产生活更加美好的引擎。3、 放松对中产阶层的约束激励和创新要坚守，放松约束更是锦上添花。在放开的过往的这些约束条款中，对中产影响最大的包括：“放开二胎”政策，可以缓解“一胎”引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并提振消费，中远期可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夯实和谐社会根基，同时还可对冲一部分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以改造应试教育和去行政化为重点的教育改革，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创新人才，这也是中产关心的问题之重中之重；解除“金融抑制”，如PPP政策，支持提升社会资本持股比例、引入民间资本、完善股权激励和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等等，从中获益最大的也将是整个中产阶级；在再分配领域，开征房地产税，改革个人所得税，研究开征遗产和赠与税，完善养老保障，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加快建立健全覆盖全民的医保体系……这些围绕供给侧端要素的改善，是激发整个中国中产阶级活力的“强心针”。4、 警惕“福利赶超”对于“福利赶超”，《中国的坎》一书中对此有深刻揭示：“拉美经济体过早、过急地照搬发达国家已经实施的社会福利制度，造成了拉美国家在经历马尔萨斯均衡、步入经济赶超阶段且经历了一定时期的发展后，没有能够保持可持续稳定发展的后劲，掏空了经济发展和持续改进民生福利的基础，并触发了其后的社会矛盾，导致矛盾激化与社会不稳定局面。”观照目前中国中产心理现状，你不难发现类似之处！这就是值得警惕的地方：第一方面，经历了一段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后，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对福利的要求意愿增强，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第二方面，所有居民都抱有“福利赶超”的心态，最直接、最关心、最期待的就是增加收入，具体包括增加津贴、奖金、实际收入，以提高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形成了一种“大众情感的政治主张”，即所谓的“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结果不仅是福利不可持续，还会影响发展的后劲，痛失好局之后所有社会矛盾全被激发出来，引发社会动荡，使国力从此一蹶不振。“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中国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中产阶级的生活质量休戚相关。中国的中产还能过得更好吗？也许要看以上四条建议能否真正见效。